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，其成效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《關于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，在“健全以信用為基礎的監管和治理機制”中明確提出，推動信用賦能基層治理。這一要求精準把握了社會信用與基層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系，契合當前基層治理的實踐規律，對夯實國家治理根基、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。

從歷史經驗來看，中國傳統“熟人社會”便具有較為完備的社會信用機制。這種信用機制以社會關系和社會信息的熟悉化為基礎，本質上是依托對社會主體品性、道德的信賴而形成的“人格化信任”。在傳統中國，這種信用機制奠定了良好的社會治理基礎，人們比較在意道德、倫理、輿論等社會評價，在社會交往活動中更傾向于遵守社會規范和秩序。

改革開放后，我國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，基層社會進入高速轉型期，社會關系逐漸從“熟悉”走向“半熟悉”乃至“陌生”，利益和觀念日趨多元，一些群眾出現重權利輕義務、重利益輕責任的觀念及行為偏差，基層治理面臨諸多挑戰。面對違反公德的行為和輕微違法問題，基層政府和自治組織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，時常被迫游走于法律邊緣，通過灰色手段規制越軌者，這使得治理活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備受質疑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一些地方探索將社會信用機制引入基層治理。例如，有地方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建立誠信檔案制度，詳細記錄家庭成員的守法誠信和違法失信行為，并以此為依據開展誠信家庭創建評選活動，對誠信家庭予以表彰獎勵，對失信家庭成員進行懲戒。這種創新實踐將基層治理事務與家庭誠信直接關聯起來，通過誠信檔案制度建立起社會信用評價體系，使信用由道德層面的“軟約束”轉變為制度層面的“硬規則”，有效促進了自律與他律、內在約束與外在約束的有機結合。

經驗表明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可以從多個維度改善基層治理狀況。首先，以社會信用為抓手，基層政府和自治組織可以制約甚至制裁輕微越軌行為，解決基層治理中的難點痛點；其次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法治手段的局限性，使基層治理體系更加完善；最后，可以有效弘揚社會文明風尚，提升社會道德水平。可以說，在社會轉型背景下，社會信用機制通過整合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等多種治理思維和治理方式，有助于再造基層治理能力。

可以預見，在國家戰略導向和社會現實需求的雙重驅動下，社會信用體系將對基層治理提供基礎性、系統性和持續性的支撐作用。《意見》也明確提出，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，加強涉農信用信息歸集共享，明確采集責任，優化精簡采集指標和評價規則，提升對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用評價水平；推動信用賦能社區治理，支持信用園區、街區建設。從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目標出發，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應當注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第一，建立涵蓋基層治理領域的信用體系。與西方國家不同，中國不僅僅是圍繞經濟交易和金融活動建立社會信用體系，而是希望社會信用機制能夠向社會治理領域廣泛拓展，充分發揮信用信息的社會治理功能。因此，應加強社會治理領域的信用信息歸集和管理，使社會信用體系能夠全面準確地反映各類主體的守法守規守信狀況。在此基礎上，將基層治理需求和目標合理嵌入社會信用評價標準，助力糾紛解決、公共服務、政策執行等治理工作。

第二，提高信用體系與基層治理的適配性。目前，部分基層主體生產生活實踐的規范化程度不高，難以納入現代化信用體系。例如，一些農業經營主體無正規的經營、財務數據，沒有固定報表，信用信息的采集和識別存在困難。因此，對這類主體可以適當簡化采集指標，并優化評價規則，使信用體系更加適配基層治理現狀和需求，確保社會信用機制的有效性和實用性。

第三，確保在基層治理中規范運用信用機制。在實踐中，一些地方泛化運用失信聯合懲戒措施，侵犯了公民權利，引發群眾不滿。因此，要完善基層治理運用社會信用機制的制度體系，防止信用機制泛化濫用，切實保障基層治理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運行。

作者：劉?楊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紀檢監察學院（國家治理學院）準聘制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