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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自古以來，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，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。”情理法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法哲學問題之一，其發軔于斷獄的司法要求，又與立法精神、法律制度以及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關乎傳統中國社會法秩序的構建，為契約誠信提供了多維度保障，也對新時代誠信社會建設具有啟發意義。

人之常情

“情”是指人們生活中所具有的共通性情感，據此作出的行為反應，符合多數人的經驗認知。對于傳統契約誠信而言，人之常情體現為內在道德約束。

“仁”“義”等倫理要求是人之常情的重要組成部分。“仁”體現為推己及人，如《論語·雍也》載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”強調惻隱之心與同理心，體現修己、向善的內在道德要求。“義”常被用來評價行為的正當性，如《荀子·正名》載：“正利而為謂之事，正義而為謂之行。”即出于利的目的而又不失其正去做的，只能稱為事；符合義的標準而去做的，才能稱為德行。關于“仁”“義”與契約誠信的關系，《荀子·不茍》載：“君子養心莫善于誠，致誠則無它事矣。惟仁之為守，惟義之為行。”可見，君子堅守“仁”與“義”才能達到“誠”，在某種程度上強調了誠信的道德自覺先于法律強制。

福報觀念和對家族倫理的重視也是典型的人之常情。明代思想家呂坤在《宗約歌·又勸買賣》中提及：“人生在世信為先，心口如何有兩般？買賣只求安分利，經營休掙哄人錢。強如虛價磨多嘴，何似實情只一言。癡愚軟弱都瞞得，自古無人瞞過天。”中國老秤上的福、祿、壽三星正是對“自古無人瞞過天”福報觀念的體現，歷代官箴書也記載了許多福報故事。同時，傳統契約多發生在熟人社會，與親情、人情、面子等緊密相連，契約誠信是家族倫理和諧關系的延展，借助家法族規和鄉規民約的勸導，能夠達到以禮相待、以睦相守、過失相規的目的。

事之常理

“理”是指人們看待同類事物時所遵循的，并能夠得到普遍適用的事理。對傳統契約誠信而言，事之常理體現為客觀理性準據。

締約雙方充分尊重和認可自身達成的契約。從東漢始，契約尾部大量存在諸如“民有私要，要行二主，各自署名為信”“官有政法，人從私契”“兩和立契，畫指為信”“恐人無信，故立此契，用為后憑”等條款，體現了對私契效力的尊重和對誠信的強調；甚至為預防統治者一并赦免公私債負情況的發生，契約中出現了“或遇恩敕大赦流行，亦不在論理之限”或“公私債負停征，此物不在停限”等抵赦條款。抵赦條款的反復出現，與國家免除民間債負赦令的頻繁發布相關，也與當事人重視契約效力有關。

締約雙方重視牙人、中人、保人所構成的信用擔保體系。牙人、中人是契約交易中的中間人、說合人和見證人，承擔“三面言議”“憑中議價”等職責，起到促成交易的橋梁作用。同時，牙人需要審查交易土地田宅的權利合法性以防詐欺，中人往往充當處理契約糾紛的調處人。保人則提供擔保責任，如在買賣契約中承擔所有權瑕疵擔保責任及履行保證，在借貸契約中承擔償還責任及謹慎作保責任等。這三類人在促成契約訂立、保障契約履行、介入契約糾紛解決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，為締約雙方行為賦予了社會關系網中特定身份之人的信用背書。

國之律法

“法”是確定性的規則，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，是司法審判活動的依據。對傳統契約誠信而言，國之律法提供了堅實的外在保障機制。

律法強調締約雙方“和同”的主觀狀態。“和”指雙方自愿，“同”指雙方意思表示一致，“和同”即強調雙方締約“自愿”。與“和同”相對的就是“強”，所謂“不和謂之強”。如《唐律疏議》規定：“諸買賣不和，而較固取者；及更出開閉、共限一價；若參市而規自入者，杖八十。已得贓重者，計利，準盜論。”其中所列舉的“較固取”“更出開閉”與“參市”等行為，都是違背契約誠信的行為，被法律所禁止。

律法關注契約形式、契約責任以及市場管理。自東晉始，官府為了收取契稅，要求特殊類型買賣契約加蓋官印，后世皆因襲效仿并改進，促成了契約定型化和標準化。如唐律“買奴婢牛馬不立券”條，要求締約雙方訂立市券（紅契、官契），“令無私契之文，不準私券之限”，規定“立券之后，有舊病者三日內聽悔，無病欺者市如法，違者笞四十”。同時，明確契約責任，禁止“違法積利”“違禁取利”“負債違契不償”“盜賣”“換易”“冒認”等行為。在市場管理方面，處罰有損契約誠信的“私充牙行埠頭”“把持行市”“私造斛斗秤尺”“器用布絹不如法”等行為。

司法審判活動嚴格執行契約誠信法律制度。在涉及契約糾紛案件處理時，一方面，司法官員關注當事人是否偽造契約，清代官員方大湜根據前人和凝、汪輝祖等的記載，結合自身為官經歷，總結出防挖補、驗紙色、對筆跡、查印信、考年月、辨界址、稽價值、核姓名、察情理九條察弊之法；另一方面，司法官員關注律法所禁止的行為，諸如“任所置買田宅”“貸所監臨財物”等，防止有司官吏“威權在手，券契盈箱”，有違契約誠信，進而造成實質性不公平、不合理的情況發生。

傳承與發展

情理法傳統強調人之常情、事之常理、國之律法三位一體，為傳統契約誠信構建了一個多維度信用保障體系，也對新時代誠信社會建設具有借鑒意義。

首先，兼顧道德自律性與法律他律性。一方面，關注道德層面對于誠信精神的形塑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從社風、民風和家風建設角度，強調誠信美德培養的重要性，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、尊道德、守道德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充分發揮法律對誠信社會建設的制度保障作用，從各單行法到統一的社會信用立法，建立健全誠信制度體系。

其次，建設剛性與柔性相結合的制度體系。剛性主要體現在以法律、行政法規、地方性法規為依據，明確相關失信行為的法律責任，建立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。柔性主要體現在對失信行為的處理方式上，借助具有靈活性、教育性和恢復性的措施，引導失信主體主動糾正錯誤、恢復信用。

最后，堅持整體性布局與重點性謀劃一體推進。一方面，加快推動出臺社會信用建設法，實現社會信用建設的法治化；另一方面，以政務誠信為引領，抓住這一關鍵領域，推進商務誠信、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等重點領域的誠信建設，以達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要求——“構建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，健全社會公德、職業道德、家庭美德、個人品德建設體制機制，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，教育引導全社會自覺遵守法律、遵循公序良俗”。

（作者：張姍姍，系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院長、副教授；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“明清社會轉型時期的契約觀念流變研究”的階段性成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