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錦塵  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副司長

　　編制一個符合實際的、科學的規劃，必須對發展環境、發展條件、趨勢有一個客觀的正確的判斷，這是編制好“十一五”規劃的前提。五年規劃是中長期的、展望性的規劃，所以分析判斷要依據發展趨勢性的東西，不能依據眼前的一些問題。前兩年經濟過熱，不能判斷“十一五”期間也是過熱。要依據一些長遠的、重大的問題來判斷今后發展可能面臨的一些問題。實際上我們已有過經驗教訓，“八五”的時候面臨通貨膨脹，當初總體目標定得非常低，到了92年小平南巡講話以后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當時中央全會不得不對一些主要指標做出調整。“九五”也是，治理通貨膨脹是首要的突出任務，剛一實施，經過亞洲金融危機，通貨緊縮又出來了，當時我們很多判斷都是依據規劃編之前碰到的一些問題，把工作重點就放在了解決當前問題上，結果判斷上出現了一些偏差。所以我們從長遠發展來看，要跳出一些當前的問題，從發展趨勢、內在特點來判斷今后的一些階段性特征和趨勢。

　　關于發展的階段性特征，黨的十六大已經有明確的提法，本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的，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。那么，對于“十一五”來說，也是處于這樣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。為什么這么講呢？

　　從國際上來看，我國去年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，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或4000美元這個發展階段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非常重要、關鍵的時期。在這個階段它可能有兩個前途，如果各項政策制定得好，實施得好，社會能夠保持穩定，國家可能實現更加快速的跨越式發展。比如說，亞洲四小龍--韓國、新加坡這些國家都是跨過1000美元之后又有一個高速發展的，很快實現了工業化、現代化。在這個時期如果各方面矛盾處理不好，可能導致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、社會不穩定等等危機。這也有例證，南美一些國家，進入這個階段后，很多問題沒有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，相應地調節，出現了很多問題，甚至出現了經濟的停滯、動亂。所以，從國際上來看，確實有一定的規律性，往往對一個國家來說，這是兩種前途、兩種命運的關鍵時刻。

　　從國內來看，我們實際上也面臨著很多有利的因素：第一個有利因素就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趨勢。消費結構在升級發展，消費結構一升級，汽車、住房等高檔生活品的消費、一些個人發展方面的需求就擴展，這方面就會創造出更大的更多的需求空間，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。那么，這對我們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，可以開辟更大、更廣闊的市場空間、消費空間。第二是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時期。從每年的數字來看，確實處在加速發展時期，我們現在達到了40%，從今后的目標來看，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，初步預計，到2020年可能還有2億左右的人進入城市。這些人進入城市后，首先，生活方式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，生活方式的變化必然對消費需求、消費結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。而且，一個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務、文化、教育，甚至包括衣食住行，遠遠超過作為農民的需求。這是非常大的消費需求，這種需求對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帶動作用。而且，我國城市化發展趨勢正在加速，所以這種趨勢會發揮很大的作用，對我們的經濟發展也將開拓一個新的、更大的空間。

　　以上是從我們面臨的有利條件來講的，而能不能抓住這些機遇，取決于能不能克服以下幾方面的問題：

　　第一，經濟較快增長的難度在加大

　　作為大國，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們保持了二十五、六年的高速經濟增長，年均增長速度達到了9.5%左右。那么，今后能不能再保持十五到二十年的高速增長。從一些小國家來看有過先例，如新加坡。但它是非常小的國家，其國情不一樣，發展面臨的條件也不一樣。而從其他國家來看，是沒有先例的，尤其是大國，連續三、四十年的高速增長，更沒有先例。我們能不能做到？光從數字來看，可能大家覺得再保持9%沒什么問題，但是增長的含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再翻兩番，增加值是原來的四倍，能不能做到，是個難度很大的問題，特別是我們現在面臨著一些資源、環境等方面的巨大壓力。比如說，我們前一個翻兩番，用能源翻一番支撐了翻兩番，那么下一個翻兩番，能否用能源翻一番來支撐，即使能夠支撐，據預測我們需要消耗的能源總量達到33億噸標準煤，那我們能不能增加這么多，資源、環境能不能承受這么多，是個很大的問題。

　　第二，面臨的改革難度在加大

　　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，真正的市場經濟是從90年代開始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我們也進行了很多領域的改革和探索。但是，原來在一些比較簡單的、容易解決的領域率先改革了，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需要改的是非常復雜的關鍵領域，不是單項一個領域能夠推進的，某一項工作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。包括國有企業改革，說了這么長時間，其實國企離真正的現代企業差得很遠，產權制度改革怎么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，社會保障體制怎么來完善，廣大的農村怎么來解決，怎么在各省市之間統籌、全國統籌等問題，都是我們面臨的非常難解決的、棘手的問題。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解決這些問題，怎么來解決，確實是“十一五”包括今后很長時間所面臨的非常重大、非常困難的問題。

　　第三，妥善應對擴大開放風險的難度在加大

　　我們的對外開放確實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，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難度在加大。

　　一是以前人家對你不戒備、不防備，現在經濟強大了，對國際的影響力增加了，別人對你的防備也就增加了。比如說去年我國GDP總量雖然只占世界的4%，但是增量部分已經占世界的17%，這說明我國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影響越來越大了，最近利息微調了0.27個百分點，世界股市、匯率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。所以，工作的開展不得不考慮國際的影響。

　　二是我國擴大開放以后總體競爭力也在提高，對其他國家市場造成了比較大的沖擊，包括對世界能源、資源的消耗也產生很大的影響。現在又有人在談中國威脅論、貿易威脅論等等方面的問題，實際上跟這些因素都有關。

　　三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風險較大，貿易依存度太高。目前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了60%左右，從世界發達國家來講，都是基本維持在20%左右，我們的經濟發展過多地依賴了國外的貿易。歐盟國家、美國等畢竟是在意識形態上是統一的，而我們跟他們在意識形態等方面還是存在著區別，因此，他們對我們還是存在戒備，怕我們強大，遏制我們的發展。所以從國際上來講，如果有大的風吹草動，對我們經濟的沖擊也是很大的。如果你長期以內需為主，那么經濟增長的機制、政策可能就適應了內需為主的形式，如果長期外貿依存度很高，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就同樣適應了外需。一旦外面發生一些影響外需的大變化，這種機制很難一下轉過來，這樣就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產生比較大的影響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今后我們制定一些外貿政策時應考慮這方面的因素。

　　第四，保持社會穩定的難度在加大

　　現在社會分層比較嚴重，社科院社會學所把中國劃分成十個階層，不管階層劃分合不合理，但是不同利益階層在形成，對社會政策各方面的反應、評價是不一樣的，需求也是不一樣的。另外，我們國家長期面臨的人口眾多、就業壓力大等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，這必須是長期面對的問題。包括地區差距、公共服務的差距，文化、衛生、教育差距也在拉大，城鄉之間的差距也非常大，這些社會問題實際上在有些地方已經尖銳化了，處理不好的話有可能危及到現代化進程。所以解決這些問題都有很大的難度。

　　下面還有個問題就是我們還面臨哪些戰略性任務。從“十一五”規劃本身定位來講，主要有四個定位：第一，“十一五”規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第一個五年規劃。三中全會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，“十一五”規劃就必須在指導思想上、內容上全面反映科學發展觀的要求。第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個五年規劃。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，也是本世紀頭20年的奮斗目標，小康社會的目標體現在六個更加，怎么在三個五年規劃中有步驟、分階段地把小康社會的目標落實在各個五年規劃中，采取各種措施，確保目標的實現，這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戰略任務。第三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。三中全會也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，在“十一五”規劃中如何完善體制，解決我們體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，也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。第四是與國際經貿規則全面接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。我們現在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，在過渡期內可能有些東西不需要完全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來做。2006年我們的過渡期就結束了。關稅上的一些優惠，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優惠措施，可能就要全部地取消了。那么，我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的競爭，都擺在同一個起跑線上，除了個別領域，我們總體的經濟競爭力還處在劣勢。

　　從大的方面來講就是這四個，當然要細化、落實的話就不僅僅是這四方面了。重要的是“十一五”規劃中我們怎樣落實這些戰略任務，戰略目標的問題。

　　一方面是怎么來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問題。提出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。落實科學發展觀從規劃來講，就要以五個統籌為切入點。

　　第一個統籌就是統籌城鄉的發展，破解城鄉的二元結構。“三農”問題是我國面臨的非常重大的問題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決定著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能否實現。黨和政府歷來非常重視“三農”問題，中央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于“三農”問題的文件，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，增加農業的投入、減免農業稅、特產稅等等。但是，“三農”問題的解決成效并不明顯。為什么呢？關鍵的問題是必須跳出“三農”問題來解決“三農”問題。如果僅僅把“三農”問題的解決局限于農業的范圍內，可能是很難解決的。我給大家說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大家就清楚了。我們農業勞動力人口占50%，從城市與農村人口的分布來看，農村人口占60%，從國民收入大格局來看，農業占GDP的比重只有15%左右。60%的人口去分15%的蛋糕，怎么可能富裕起來。所以，解決“三農”問題必須跳出農業，把農業放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環境中來考慮，把增加農民的收入放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中來考慮，把農村的繁榮放在整個社會的繁榮中來考慮，這樣才可能使農業的問題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。解決農民問題的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減少農民，減少農民才可能富裕農民。所以，必須考慮城市化道路，而且是堅定不移的。

　　第二個統籌就是統籌區域發展。在“十一五”規劃中，我們把區域發展的問題擺在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。因為區域發展問題在中國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課題。東西部收入差距最大已經達到了十幾倍，特別是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非常大，現在這種差距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。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？就需要考慮怎么來統籌。經濟發展有其自身客觀規律，東部地區確實經濟發展條件好，產業集聚效果好，經濟發展的效率比較高。從經濟的角度來講，它是必然的選擇。但是怎么來考慮統籌這個問題呢？可能在思路上需要轉變。第一，經濟發展的差距是很難縮小的，但是從國家來講，大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，那么能夠享受的公共服務，醫療、衛生、教育等等，應該是平等的。這一點政府應該有能力來做的。經濟的差距縮小不了，但是公共服務的差距一定要縮小。這方面差距縮小以后，通過教育、醫療衛生服務，提高落后地區的人口素質。這樣的話，對它今后的經濟發展注入一個持久的動力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第二，考慮在有些經濟相對不發達、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比較弱的地區建立人口流動機制，通過人口的轉移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。在規劃中我們也在考慮，想提出空間均衡這樣一個概念，其實任何國家都存在區域差距。如日本，它的經濟也主要集中在東京、大阪、長野等三大經濟圈。美國的南部、中部相對比較落后，東部沿海、西部沿海比較發達，加州一個州的GDP跟中國差不多，能占到世界的第七。各個國家內部也有這種差距，但是美國、日本等國家個人之間的生活水平、公共服務的差距非常小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最高也就1.5倍左右，所以沒有人去說這個國家的地區差距大。我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思路。這是從統籌的角度來講的。前面也提到，政府的四大職能：經濟調節、市場監管、社會管理、公共服務，所以政府應該從這些方面來履行政府的職能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條腿長，一條腿短的問題。

　　第三個統籌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問題。我國人與自然的矛盾是長期存在的矛盾。首先，從資源稟賦來講，相對先天不足。我們的總量相對還是比較大的，但是被龐大的13億人口一除，就不足了。另外，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上，我們確實也長期存在一些誤區。過去特別強調改造自然，與人斗其樂無窮、與天斗其樂無窮、與地斗其樂無窮，人往往陶醉在戰勝自然的喜悅中。我們應該反思，這并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，有些改造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，但是，多少年以后可能發現，它存在一些弊端，滯后的不良影響會慢慢顯現出來。所以，在“十一五”規劃中，包括今后的一些長期規劃中需要轉變觀念，不要盲目地以戰勝自然的理念來做事。首先要強調任何工作要尊重自然規律，在這個基礎上再考慮經濟規律、經濟發展的需要。

　　第四是統籌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的問題。這個問題前面也講過，關鍵就是怎么來利用全球化的機遇，規避國際上的政治經濟風險，怎么利用規則能更好地為我們服務，“十一五”規劃要從這些角度進行深入的考慮。

　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特別強調注重解決低收入問題和發展不平衡問題，所以從“十一五”規劃來講，低收入問題繼續得到解決，發展不協調問題要得到解決。低收入問題相對比較好解決，就是2020年達到3000美元，只要保證了經濟能夠持續地快速地增長，控制好人口，低收入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。發展不平衡問題、發展不全面的問題，包括弱勢群體的問題怎么來解決，這些都需要體制機制上的創新、探索，特別是在政府職能方面需要轉變，然后在規劃中怎么來更好地體現這個要求，解決這些問題，需要在“十一五”規劃中認真考慮。

　　另一方面是怎么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。主要從這么幾個方面來完善：一是怎么來完善基本經濟制度，完善公有制主體。二是怎么來建立逐步有利于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機制。三是怎么來形成一個促進區域之間協調發展的機制。四是怎么來建立一個統一、開放、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。目前我國行政區經濟分割、市場分割的問題還相當嚴重，市場分割造成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低下。今后10年到15年，怎么來完善這樣一種市場經濟體制，是需要認真研究解決的問題。五是怎么來增強國際競爭力。